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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行政诉讼法》（2014）中的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属行政作为，相当于行政处分）、行政不作为、行政事实行为（例如行政强制执行），还包括行政机关签订、履行行政协议的行为。

[76]其次，原第22条变为第24条，并且分作两款。不过，在前述按劳分配原则明显趋于边缘化的1990年代，八二宪法所进行的两次修改，仍都不同程度地与按劳分配规定存在关联。

[20]到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使用的仍然是按劳取酬。[94]故在1993年3月修宪之后、当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理论上确实存在对按劳分配规定进行宪法解释的空间与时间。1917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谈到：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9]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5页。然而，毛泽东的观点又有了重大变化，转来一篇有人主张以后只搞精神鼓励，不搞物质刺激, 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讲话，更在中央转发该讲话的文件中写下按语：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政治挂帅……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

[4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 2000年印，第25-26、30、41页。[53]由此，毛泽东要求全面突出政治挂帅，在工资等之外只实行精神鼓励，物质刺激变为了贬义词。[35]之后，在全国政协的宪法起草座谈会、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等场合，均有人提及相关问题，甚至有人直言应增加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等内容。

[44]因此，他随后将一份中央文件稿中最高工资可以等于最低工资的四倍左右的左右二字删去，加写或者倍数稍为多一点，总以既体现了按劳付酬，又不使差额过于悬殊为原则。[5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44]，第130页。对此，《人民日报》刊文评释：过去使用各取所值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劳动者把所创造的价值都分掉了，就无法积累和扩大再生产。[63]参见朱元珍、范茂发、张国福：平均主义决不是共产主义，载编辑部编：《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经济学界1978年第四次讨论会发言汇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4-177页。

[12]就此，二者成为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分配原则的通行中译。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半年后，他汇报的主要修宪内容包括拟规定按劳分配为主、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毛泽东指示中央领导层阅读五类重要参考资料。[74]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徐汉明：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法学杂志》2017年第10期，第24页。惟因争论得很激烈，最后只接受了两条[87](后经由1988年修宪成为八二宪法的头两条修正案)，对第6条的修改未在其中。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2]由此，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分配原则[3]直接概括为按需分配，并指出第一阶段(后称社会主义阶段)分配原则的基本内涵是给予社会的，就是个人的劳动量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给予社会的，并未将其概括为按劳分配。

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到了1998年4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后不久，李鹏谈到宪法要修改，除了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 还(应该)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之社会主义原则。中共十四大闭幕后不久，乔石在纪念八二宪法颁布10周年大会上表示：(现在一方面)需要依照法定的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88]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涉及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及七个条款(包括第42条第3款)，与劳动与分配有关的四条规定中的另外三条(第6条、第14条、第24条)并未纳入建议修宪的范围。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2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330页。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 进入专题： 按劳分配 宪法概念 主体地位 。[60]有论者后来谈到：当时出现了两场争论，一场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另一场……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实际上，这两场争论都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438页。[17]不过，总体上看，当时的领导层对于平均主义本身弊害的认识有所加深，所以并不主张趋向完全一律那种狭义上的平均主义，而是强调抑制收入差别，使能力、劳动与所获报酬形成比较正常的对应关系。

总体上，毛泽东在此期间更为关注的是农村及工农业协调问题，他主持制定的中央文件指出：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能够大大地鼓励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要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31]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译室编：《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4-216、227、196-197、204页。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很好地运用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得到更好的落实。[76]早前讨论时，费彝民、胡子婴、刘澜涛在应然意义上主张不能容许剥削，王震则在实然意义上认为少量剥削不可避免，而彭真主张在消灭剥削前面增加基本上。

再说宪法只规定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个‘原则下，也不排除其他分配方式存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恰反映出毛泽东反对的是特定意义的平均主义，即绝对的平均主义，而非平均主义本身。

1931年，斯大林在解释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普遍的平等与平均主义的关系时谈到：社会主义从来不意味着人人都领取同样的和同等数量的产品。本文期望成为这场探索的一个起点。同时，因为与1954年的情况不同，我国现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故拟在此前宪法均有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的基础上，增加规定公民的劳动义务，并据此修改和补充相关内容。[50]二是强调不能只讲按劳分配，而应将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

[54]毛泽东彼时表示：我们……(要)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从宪法学视角考察这一概念，既能使我们对其本身的数度浮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亦构成重新观察与思考我国宪法史上若干问题的独特契机。

[37]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时所作的报告(以下简称《制宪报告》)中也只是提及宪法拟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并未具体涉及有关劳动和分配的三个条文。这表明按劳分配为主体虽然在规范意义上得到维持，但其相对地位已经在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地位上升的过程中弱化。

[91]参见李鹏主持召开修改宪法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学者修宪意见，载《人民日报》1999年2月2日，第1版。[101]同期，胡锦涛亦谈到要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

并见高放、龚育之：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来历, 《理论前沿》1998年第9期，第5页。[43]这反映出当时领导人对于劳动分配的问题认识不尽相同，其差异不在于是否主张实行按劳分配，而在于是放手实行按劳分配，承认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还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继续较刻意地抑制收入差别。[4]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30]据此，1918年苏俄宪法第一次规定了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种说法(如胡锦光：关于世界近现代的立宪概况, 《学员之家(法律版)》1986年第3期，第56页)恐怕有误。

[73]4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基本形成《宪法修改草案》，有关劳动与分配的规定主要是：一方面，按劳分配规定本身的变动不大，第6条虽然拟删去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均有的不劳动者不得食，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得到保留。[68]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52页。

[84]1999年，前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的)收益分配又加入了管理这一要素，并且被归入劳动所创造价值之外的劳动创造的……贡献。[16]然而，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他又转而指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

可是，我们过去常将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以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想当然地，)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